北医历史上名师云集。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初，接受国内乃至国际优秀、严格医学教育，是现今很多老教授们心中的“高山”。

他们对国家、对医学、对人民，总是怀有赤子之心。在祖国需要之时，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们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在医学征途上，他们殚精竭虑、上下求索。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我们开辟“追思”专栏，再次追寻大师思想，仰望大师人格，以传承精神、继续前进。

王志均 （1910年-2000年）

著名生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

九十岁之时，王志均在北医学报上发表自述文章。“我常常想，我生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国和世界动荡最大的时代，许多够得上是世界头号新闻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王志均生于1910年；两岁时，满清政府覆灭；四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九岁时，五四运动轰烈开展；27岁时，七七事变爆发；35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9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志均还又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

他又说：“我一生自愧成就很小，唯一安慰的是，我于解放初能回归祖国，为祖国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王志均有很强的“家国情怀”，韩启德曾撰文写道：“如王志均先生这一代人，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祖国’这一情结在他们心中是高于一切的。”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爱他的祖国, 爱他的人民。"——闻一多

王志均自幼勤学苦读，成绩优异，考入清华。在清华生物系，王志均学动植物形态学时不善画图，学分类学时不善记背，只有学到生理学时，需运用推理，才如鱼得水。“生命本身内部蕴藏着无穷尽的奥秘。只有在学生理学中，才真正体会到机体之美，美不可言；其机理之妙，又奥妙无穷。”这时，王志均深感“学生理学这条路是走对了。”随后，他进入协和医学院，跟随我国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教授，进修生理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志均万里跋涉来到战时后方昆明、贵州任教。

1946年，王志均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艾维教授。1950年，他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里，王志均从事了胰腺分泌的研究。这是个极为艰难的课题。在经历了7次失败后，王志均终于在狗的身上创造了移植大块胰腺的实验办法。通过这一巧妙的技术，他定量观察了在消化活动中各种食物成分刺激胰液量和酶分泌的强度，从而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促胰液素和促胰酶素释放的自然刺激物。他的博士论文《关于不同类型食物促进胰液分泌促胰液素和促胰酶素的研究工作》，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被誉为经典著作。该论文发表在生理学专业一流杂志Am J Physiol,上，之后这个重要发现被写入美国生理学教科书。

和王志均一样，在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很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抗战胜利后，他们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考试出国留学。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全力争取、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则走向紧张。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关系降至了冰点。美国政府对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则经历了从资助、鼓励他们回国，到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回国。

王志均在自述中曾记录了这段历史：“美国移民局对留学生留美期限管理很严，每年要去移民局办理延长手续，还要我交付保证金500美元，保证在毕业后一定离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来了个180度转变，严格控制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其目的显然是不想把美国培养的科技力量提供给它所认为的敌人，其居心是不良的。”虽然王志均对美国政府极为不满，对美国人民却是大为称赞他们“坦率、热情、友好”。

几经争取，1950年，王志均终于得以回国。他和同行的百余名留学生，乘坐轮船，经过二十余天的漂泊，终于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受到祖国领导和同胞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的那一刻，王志均心中无比地激动。

“我出身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是由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育大的。我家穷，我爱我的心地善良、勤劳一生的父母；我的国家穷，我爱我的有着几千年文化的祖国。我不愿在国外长期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一无意于官场，二无意于发财。我不怕吃苦，愿意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创业者，在祖国土地上成自己的‘家’，立自己的业, 哪怕一切都从零开始，也心甘情愿。我相信， 辽阔的祖国大地，可以提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英雄用武之地。我不喜欢专做科研，愿意做教师兼做科研。这就是我的志愿，一个平凡人的普普通通的志愿。”

归国时已是“不惑”之年的王志均，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认真、仔细的思考，他选好了方向，找好了道路。

回国后，王志均来到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生理系，历任教授、系主任。1980年，王志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思维要敢于打破条框，科学实践要实事求是”

"谁肯设法去猛攻天堂，谁就有资格登上天堂"——何塞·马蒂

王志均在北医建立消化生理学实验室时，几乎是白手起家。他志在研究消化活动中神经与激素的关系。

50年代，在消化器官活动对代谢影响的研究中，王志均大胆提出：“在营养物质被吸收入血之前，消化器官本身的活动可能即已影响代谢活动 。”沿着这一思路，在他的领导下，通过十余年二十余人的勤奋工作，终于证明，生理性刺激消化道，即可通过迷走-胰岛素系统和交感-肾上腺素系统启动代谢过程。这一成果曾居世界领先地位，直至60年代末期，西方才有名词来描述肠道激素对胰岛激素的调节作用。文革后，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王志均又开拓了脑肠肽对代谢调节的研究。这一系列工作曾分别获得 1985年北京市科技成果奖及1986 年卫生部科技成果进步奖。

60年代，王志均设计出一种“胃肠四通瘘”技术，来代替常用的“巴氏小胃”技术，进而证实了“迷走-胃泌素机制在胃液分泌神经反射期中的重要性”。这一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意义，解决了一个在国际上长期争论的问题。

70 年代，细胞保护概念提出后，王志均开展了消化道细胞保护作用的研究。他发现胰多肽对实验性急性胰腺炎有明显的细胞保护作用等，说明细胞保护作用可能是某些胃肠肽的重要功能之一，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1978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校王志均（右一）、陶其敏、米勒、叶恭绍教授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王志均强调“好奇心”的作用，对科研中他始终保持着“敏锐”。他曾专门撰文《机遇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在科研中，对一个偶然出现的不寻常现象产生好奇心和怀疑心理，显得很重要。”“一个科学家对机遇所提供的每一个意外事件都不放过，并加以深究，这是成功的秘诀。”

在《从科研思路想开来》一文中，王志均又写道：“在科学思维中，一定要敢于打破框框，不受传统概念的束缚。在新的现象面前，要敢于面对现实，不要怕违反什么定律或理论等。”

60年代，王志均认识到，“仅在外周研究消化生理是远不够的，应上溯至中枢神经系统。”他在文献检阅中，发现了脑中安装微瘘管的办法，非常兴奋。此时，韩济生来到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为王志均做助手。王志均便将这篇文献交与他，让他研究试用。韩济生掌握了脑瘘管技术，并在日后应用到他的针刺麻醉的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功。

韩济生回忆这段时光时说：“王志均先生高屋建瓴地给我布置科研任务, 要我从中枢神经系统出发，来研究消化功能的调节，不懂的技术就要从头学。这里可以看出王先生跳出消化看消化，晚年决定重点研究消化的中枢控制，确是极具战略眼光的科研部署。”

在科研思路上，王志均讲究“活”，讲究“创新”，敢于打破传统；在科研实践中，王志均要求“严肃”、“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

韩济生曾回忆：“王先生为人处世宽以待人，不走极端，很有儒家风范；但在科学问题上却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对一些弄虚作假行为深恶痛绝。他一再强调科学家亲自参加实验和实践的重要性，反对空谈。”

王志均曾要求：“当你的实验结果经统计学处理，说明差异有显著性时，你最好还要再问一问你自己是否相信这个结果，如果不相信，还要再重复一遍。”

对此，生理学家范少光曾感慨：“科学家在得出一个结论前，要尽量排除一些假象。只有自己相信的结果才可以发表, 这是科学家做研究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做研究是见好就收”。比较上面两句话 ,说明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前者是在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后者是在做生意，把研究当成获取名利的手段，是一个生意人，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为祖国培养的人才就是我的活论文”

"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第斯多惠

生理教研组王志均教授指导青年教师作急性动物实验

王志均喜欢教学。1950年回国后，王志均很快就参加了教学工作。“文革”前，他每年给两三百学生讲授生理课，还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专业课。此外，他还为北大、北师大学生讲授消化生理课。甚至，他还当过小学教师、中学生辅导员，教过农民夜校。“我深深体会到，讲课是一门艺术，当教师的应当花力气去研究它。”

范少光的生理课是王志均讲授的，他记得，“王志均先生讲课时必定穿一件整洁的白大衣，打一条领带，显得十分认真和严肃。他讲课生动活泼，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印象还历历在目。”

对于教学，王志均有热情，亦有很多思考，他曾多次发表文章谈教学、谈教育。

早在80年代，王志均开设“消化和内分泌”高级课就采用了讨论式教学。教师和学生各占一半时间上台讲课。教师只讲重点内容，同学分头做专业文献报告。报告后，大家提出问题一起讨论，最后由教师归纳总结。

对于培养人才，王志均认为：“首先应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又强调：“三者中有一者不合格，就可能成为废品。”

王志均注重“德”和“体”的培养，强调学生的爱国教育。在一篇文章中，王志均写到：“我体会到，接触和了解我国社会，对于培养一个青年的工作能力和扎根于祖国大地的思想，是大有帮助的。”

王志均在祖国一穷二白的时候，白手起家建起实验室，做出了成绩。他自然也希望他的学生们能扎根祖国，报效祖国。他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人才外流”的忧虑。“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都是其中最主要的。”他这样呼吁。

王志均的女儿王宪在1988年从美国进修后回国，王志均非常欣慰。王宪回忆：“他看到我能够回国，如同他当年一样在自己的国家创业，非常高兴。但由于我的爱人和孩子因种种原因不能回国，他也担忧和疑虑，多次考验性地问我，你不是为照顾我们二老，而与爱人和孩子分开，留在国内的吧？当我告诉他，我离不开自己的实验室，我真的是对我从事的职业感兴趣时，他十分欣慰。”

对于培养科学人才，他说：“应当重点培养有知识、有创新能力和有事业心的‘三有’开拓型人才。”

他主张培养学生的求知欲、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独立行动能力。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行之有效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科学研究。但在科研中，导师要用启发诱导方式来引导学生，而不是时时处处管起来。那种导师用脑、研究生用手的科研办法，是绝对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

王志均执教50年，培养学生数千人。1987年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特别授予他“伯乐奖”。王志均很欣慰，教过的学生多是高、中级专业人才。他说：“我为祖国培养的这些人才，其实也就是我的活论文。他们成长得好，为人民服务得好，我论文的质量就高。”

医学教育讨论（左起：曲绵域、王德炳、冯传汉、王志均、王夔）

“每一个科学工作者，他所呼吸的文化空气应当是多样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

程之范与王志均

医学史专家张大庆教授曾回忆：“王志均先生十分重视医学史教育，他认为医学史教育不只是医学史专业人员的事情，而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他呼吁要加强医学史教育，提高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质。”

王志均是我国生理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86年，王志均和协和的陈孟勤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成为中国近代生理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他们又动员了90多位在全国生理界具有相当资历的专家撰写了《生理学史》。

王志均曾撰文写道：“历史是不可取代的教科书，谁要是不想安于愚昧，就得向历史学习。”他总结近代中国生理学史：“在重大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呈现几度大起大落；国家科技政策的正确与否，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

他回顾文革十年，基础研究每经一次政治运动，就会受到“脱离国家实际需要”的批判而下马，或中断一段时间再恢复。“基础研究是长期投资，若不能持之以恒难以做出成果，而这些成果又是开发研究的‘源头活水’。如果没有这些源头活水，开发研究也就没有后劲，最终必然会枯竭。”他期盼科技领导者真正从思想上有此认识。

他反思解放后的生理学，遭受过的“热浪”袭击。一次向苏联学习，生理学实验室都被号召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到处建立隔音室，几年之后有几乎全部停止；一次文革后期，全国生理室都进行针刺镇痛的神经系统电生理研究，许多工作却是低水平上的互相重复。“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的人民，应当是比较沉着、冷静、有涵养的人民，为什么一哄就会一窝蜂地热起来，形成不可阻挡之势？”王志均的发问，即便在现在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王志均在《生理科学进展》杂志设立了“刊头专文”栏目，亲自动笔撰写生理学大师故事。他在题记中写：“要多给人们留下一些不能忘却，也不应忘却的美好人物形象；研究他们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品德，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

他写名师：“名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方八面的学子慕名而来，把他们普渡到成才的彼岸；名师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像一盏明灯，照亮学生前进的道路。名师对科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大力提倡科教兴国，如果没有名师、大师，又何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何能人才辈出，国家强盛？”

他晚年还为《生物学通报》撰写了一系列科学史和高级科普文章，如“班廷的奇迹——胰岛素的发现”、“巴甫洛夫：一个从神坛上请下来的人”、“摘取下丘脑皇冠上明珠的一对竞赛冤家”等等。

王志均的这些文章文笔简洁优美，思想深入透彻，读来又生动有趣，令人简直要疑惑，这是一位生理学家的著作？

事实上，王志均的文史基础早在他幼年时期已经打下。

生于农民家庭，家虽贫但相处融洽。“我是幸运的，父母不仅给了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还做给我一个待人厚道、朴实、温顺的榜样。”王志均说。

他自幼仰慕村里有学识之人，因而好学苦读。他同族的祖父是前清的举人，经常指导王志均阅读文史古籍。此后，阅读文学和历史著作，成为王志均一生的业余爱好。在清华读书时，他每天必读《大公报》的社论，还选修了闻一多的《杜甫》，陶希圣的《古代社会学史》，收获颇丰。

日本投降时，他流着泪反复读着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认为，爱国精神是我国人民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从未衰减。中国人民从来就有图存自立的气概和能力，从这些由爱国热血凝成的作品中，可以受到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回想起来，这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我认为，每一个科学工作者，他所呼吸的文化空气应当是多样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科学工作者可从这些文化空气中汲取到有益的营养，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是有益的。”王志均如是说。

2000年12月王志均教授辞世。在王志均去世后，女儿王宪收到了海内外200多封唁电、信函。时值寒冬， 500多人伫立在八宝山礼堂外，给王志均先生送行。

王志均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副理事长、《生物科学进展》主编等职务，对我国生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晚年，他仍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为国家培养生理学人才，撰写著作，推动学科的发展。

在女儿王宪眼中：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主动放弃各项优待，一生清廉俭朴。他做学问、做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留给了我和我的后代，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在韩济生眼中：王志均先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是“东西方哲学的完美结合”、“爱国主义的典范”、“启发式教育的倡导者”。

在韩启德眼中：王志均先生及其他所属的那个知识群体，是一个人文精神很强的群体。他们从事科研时是极其严谨的，但他们视野开阔，志向高远，亦可以说是有着人们现在常说的“终极关怀”意识。这样的关怀，世界与人类需要，对人自身亦有益处。

（文 / 宣传部 徐璐 图片来源 / 北医档案馆 来源 /《北医人》第78期）